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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危机研究

时间:2011-08-10 10:45:55 来源:未知

 

许嘉/彭霄


【英文标题】On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Crisi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作者简介】许嘉,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彭霄,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洛阳 471003)
【内容提要】 冷战后,国际社会对核不扩散机制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作者论述了冷战后核不扩散机制所面临的困境,并对原有核不扩散机制遭到破坏的程度进行了论证,认为冷战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已面临“危机”,其主要原因是冷战时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问题由可控状态陷入冷战后的不可控困境,冷战时期世界的“核有序”变为冷战后的“核无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积极维护和巩固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积极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核安全文化,尽力恢复以核威慑理论为基础的世界核均势秩序。
【关 键 词】核不扩散机制/危机/冷战前/冷战后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4-0044-06
    冷战结束后,国际核不扩散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西方学界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类;①虽然中国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危机,②但未深入说明该机制为什么会走向危机。核武器危及人类生存,一旦失去控制,则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只有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清晰界定与评估,才能使人们真正认识和重视该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词义上讲,危机一词具有四种含义:关键的时刻、危险的时期、艰难的时期和转折关头。③虽然这四种解释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别,但其内涵基本一致,即指某些事情的发展已到了负面的极限,并有可能发生本质性变化的一种状态。本文要阐明的是:冷战后的核不扩散机制较冷战期间的核不扩散机制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目前已面临危机。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核不扩散机制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 冷战后的不可控困境
    分析冷战后核不扩散机制问题,可以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NPT)的执行情况为依据并用比较的方法进行。NPT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核心条约,也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存在的前提。NPT于1968年由英、美、苏等59国签署,1970年正式生效。该条约共有11条,包括五大方面。④本文仅对不扩散核武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以此说明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的危机。
    (一)不扩散核武器。这是NPT的首要规则,该规则的控制对象涉及核武器、爆炸装置的转让及对原料、特殊裂变物质的控制。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第一,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试图获得核武器和核原料。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裂变技术不会产生核武器扩散,美苏两国对核材料和技术的控制并不严格。当核大国发现任何铀浓缩工厂既可以生产反应堆燃料,也可以生产武器级核材料后,这一情形有所改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苏在核政策上就转为阻挠他国和平利用核能。在冷战期间,坚持开展和平利用核能研究的国家是法国、日本和德国,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与美苏矛盾最尖锐的国家。此后,这几个国家都先后拥有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个矛盾便从西方国家之间转移到了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国家才是最有可能生产核武器的国家;作为主权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⑤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由于军用、民用核技术之间并没有森严的界限,因此的确存在通过和平利用核能继而研发核武器的可能性。此外,冷战中美苏矛盾掩盖和控制下的世界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纠纷和国家冲突在冷战后凸显,加之全球化进程速度的加快以及地区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人群在贫困和绝望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尽早获得核材料、核技术和核武器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执意追求的目标。
    第二,行为体获得核武器、核原料的“门槛”降低,途径增多。冷战时期,人们主要担心有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和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部分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些无核国家走上了自主研发核武器的道路并在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都先后进行了核试验。此外,核材料走私、核技术扩散、核人才流失的态势在冷战后愈演愈烈,成为行为体获得核武器、核原料的捷径。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国际上发生核材料走私事件高达300多起,⑥由此带来的核扩散恶果很难估量。
    如果说冷战前核扩散问题主要集中在少数西方大国并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标,那么冷战后的核扩散则已演绎成为一种具有不确定目标和不确定区域方向的复杂问题。NPT不扩散核武器的规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停止核军备竞赛,推动核裁军。它的基本内容包括:核裁军和签署并履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冷战中,美苏核竞赛的特点是:一方面,核竞赛步步升级;另一方面,核裁军层层上演。1963年,美苏达成《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⑦1969年,双方又开始了重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数量的谈判。1972年5月,美苏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⑧和《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1979年6月,美苏又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⑨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东西方缓和的背景下,美苏核裁军谈判的重点迈向了“削减”阶段。1987年12月,两国达成销毁一整类核武器的《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91年7月,双方又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⑩冷战结束初期,1993年1月,美俄还签订了《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11)在条约中双方确定在2003年之前把战略核弹头总数各自削减到3000~3500枚并销毁部分分导式多弹头。然而,2001年12月13日,美国借九一一事件打击恐怖主义之机,宣布正式退出反导条约,2002年6月13日,美国退约生效;次日(6月14日),俄罗斯宣布将不再遵守《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俄原计划到2007年底将各自战略核弹头削减到2000~2500枚,但表1的数据表明,这个目标已不可能实现。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俄双方同时加紧研制新式核武器、运载工具或导弹防御系统。2004年,普京总统宣布,俄正在研发新型战略导弹。2001年,美国《核态势审查报告》写道:美国“可能需要对现有核力量进行改进……或发展更适合国家需要的下一代核武器概念。”(12)此外,美国不仅在本土和盟国领土上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且决定在2011年前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意味着美国把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总之,冷战后美俄核裁军计划出现大幅度倒退。
   
    与此同时,全面禁止核试验目标在冷战后更加难以实现。冷战中,美、英、苏于1963年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此后,美苏在1977~1980年就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展开谈判,但无结果。1990年,苏联继1985年之后再次宣布暂停核试验。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美国众参两院通过决议从1992年9月起美国全面禁止核试验。199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下简称CNTBT)的第50/245号决议并向所有会员国开放供签署。截至2005年,世界上共有176个国家签约,126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13)然而,从1998年开始,CNTBT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强烈冲击:首先,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核试验。(14)克林顿政府虽然对印巴两国实施了制裁,(15)但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在冷战后凸显,美国从“扶印抑中俄”的战略出发,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制裁软弱无力。2001年9月,小布什政府宣布取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制裁,随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仿效。2006年3月,美国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个协议不仅赋予了一个没有签署NPT的国家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而且暗示美国取消了在印度放弃发展核武器、核设施接受全面保障监督等问题上继续对其施压。其次,2007年10月,美国众参两院拒绝批准CNTBT。拒绝批准条约的理由有两条:其一,美国的核武器出现老化,一旦执行条约,武器更新将会受到限制;其二,该条约有关地区核试验、核武器扩散、核军备储存等规定难以核查落实,美国的对手可能通过低当量试爆发展核武器。(16)这一系列事件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恶劣影响在于:第一,预示非NPT国家的核试爆有从不合法逐步走向合法化的可能。印巴两国发展核武器的结果将有可能引起世界其他一些无核国家羡慕和效仿。第二,世界许多国家最初相信:通过国际社会在核禁试上的多边合作,核武器扩散及核武器发展有可能得到控制。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国家,美国拒绝批准CNTBT,这就使国际社会在冷战后试图有效控制核武器发展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希望变得无限渺茫,NPT关于停止核竞赛、推动核裁军的规则变成一张废纸。
    (三)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称IAEA)保障制度。IAEA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于1957年成立,其宗旨是:扩大原子能对人类和平繁荣和健康的贡献,并尽其所能保证,或由它提供援助,或在它监督和控制下保证原子能不被用于追求任何军事目的。1970年,NPT生效,该条约要求每个签约国与IAEA缔结一项措施协议。根据该协议,各国保证接受IAEA对该国一切核物质的检查。目前,IAEA是国际核监控活动中唯一的合法组织。(17)冷战结束后,IAEA在国际核核查方面的作用愈益提升。与此同时,IAEA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一是冷战后监控核材料、核技术及核武器流失的任务比冷战前多得多。二是“猫抓老鼠”的游戏持续在IAEA与当事国之间上演。被怀疑发展核武器的国家通常不愿意配合IEAE的核查工作,甚至对IAEA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三是冷战后美国与IAEA的矛盾不断加深。美国认为IAEA不听其指挥,工作效率低下。为此,美国已打算抛开IAEA,组建由美国操控的核监控系统。近年来,美国先后筹建了“合作削减威胁项目”、全球“核指纹库”,牵头发表了“集装箱安全倡议”、“扩散安全倡议”、“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及“八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倡议等。美国的这些做法意味着IAEA的工作有可能失去大国的支持,IAEA在国际核监控方面的独特作用和地位将会被“大国代理”组织所架空或替代。因此,尽管冷战后IAEA所做的核监控工作是冷战前的数倍,但它的作用和地位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会如何有效防止核扩散?如何真正实现核监控?如何客观和公正地评估核威胁?如果IAEA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继续有效发挥其作用,或其作用地位得不到主要大国的承认,冷战后的防核扩散工作将会失去衡量的标准和尺度。
    二 从冷战中世界的核有序到冷战后世界的核无序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的危机还表现在冷战时建立的核秩序在冷战后被打破。核秩序的内涵包括核武器使用的潜规则、国际核力量稳定的结构以及维持核安全必不可少的国家间诚信。核秩序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健全发展的土壤和人类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前提;核秩序的缺失意味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丧失了实施的环境和基础。遗憾的是,世界原有的核秩序在冷战后基本消失。
    (一)核武器的使用变得不可预测。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对核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心知肚明,谁都害怕核大战会造成同归于尽的后果。因此,双方矛盾不管多么尖锐,在核武器的使用上一直保持克制态度,谁都不愿意先跨过“核门槛”。即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两国最终仍以非军事途径解决了问题。然而,在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大国默契已不再能保证世界避免核战争。新核武国家的不断出现以及它们之间在民族、宗教及领土上的严重纠纷,使人们不能确信各方能理性地避免核战争。由于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深刻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西方国家担心那些受极端宗教思想掌控的恐怖分子一旦拥有了核武器就会用它来攻击自己的国家。此外,美国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绝对优势,也使人们担心在某些情况下它很可能会无所顾忌地对其他有核国家,甚至无核国家发动核打击。虽然这些情景(scenario)在冷战中没有,但在冷战后都可能会出现,对核武器的使用将变得不可预测。
    (二)核威慑理论和核均势失效。核力量均势的存在是核秩序保持的重要条件之一。冷战期间,美苏在核武器控制上维持着威慑理论指导下的核均势平衡。双方具备相互确保摧毁和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能力,双方在核武器质量和数量上的相当,双方维持有攻无防的核战略,这些都是美苏核均势的具体表现。然而,冷战后,在这种威慑理论指导下的核均势消失了。今天,人们不知道谁手中可能有核武器,不知道有核武器的人是否有理性,不知道核威慑理论在众多的有核国家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不知道美国攻防兼备的绝对核优势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正如美国学者基思·佩恩所说,“在‘第二个核时代’,彻底地了解各潜在对手以及它们各自的战略理性概念是十分关键的……但这是难以做到的。”“在冷战期间,一个不断被人们重复的问题是‘多少算够?’从今以后,我们至少应该同样程度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你知道多少?’”(18)
    (三)维持核秩序所需的国家间诚信正在消失。秩序的保持需要诚信的维护。客观地说,冷战中美苏之间的核谈判是“君子”谈判,虽然双方时刻都希望削弱对方壮大自己,但在遵守条约方面基本守信,由此构建了冷战时期的核秩序。然而,冷战后,国家之间的诚信消失了。
    首先,朝鲜于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签署了《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与合作协议书》,同时双方还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协定》。然而,当1993年美国要求朝鲜接受IAEA特殊核查(special inspection)时,却遭到朝方拒绝。此后,朝鲜又在2003年宣布退出NPT。同年,伊朗在纳坦兹的秘密核设施被曝光,令世人震惊。IAEA人员发现伊朗的核设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其核开发已长达18年之久。尽管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诸多原因,但从美国的立场出发,美国人声称对依靠集体安全建立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感到失望,指责朝鲜和伊朗等国是“无赖国家”和“流氓国家”,并从此决定在防扩散问题上走单边主义道路,由美国自己来判断和解决问题。
    其次,美国与苏联在1972年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1997年,两国又发表了《美俄关于反导条约的联合声明》。1999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数一致通过维护反导条约的决议。然而,2001年12月,美国却出尔反尔地正式宣布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国毫无顾忌地打破了冷战期间形成的大国核均势态势,使其他各国意识到在核裁军问题上美国鼓吹的道德和制度都是为了束缚别人,而不是约束自己。
    最后,在无核国家安全保证问题上,西方大国的诚信更令国际社会失望。此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保证;积极安全保证(positive security assurances)(19)和消极安全保证(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s)。(20)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中国做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在积极安全保障方面,各国目前争议不大。(21)但是,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大国再次丧失诚信。在1978年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美国表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是:无核国家加入NPT或其他类似具有约束力的安排;不与有核国家结盟或联合对美国及盟国进攻。(22)然而,冷战后,美国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态度上发生了转变。2002年2月22日,美国负责武器控制及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伯尔顿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1978年卡特政府做出的承诺不能反映国际形势的真实状况。“消极安全保证中固有的构想……已在九一一事件后被推翻。”(23)美国在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上的背信弃义,使广大无核国家感到被出卖了,正是因为有大国的保证,一些国家才选择加入了NPT。美国诚信的丧失很可能刺激一些国家走上发展核武器,实现安全自保的道路。
    三 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后,NPT严峻的困境和世界原有核秩序的打破,意味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危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为人类防止核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笔者认为,在坚持一贯核政策的基础上,中国还应当做出如下努力,以缓解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危机,推动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在“修制”中积极维护和巩固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虽然目前的核不扩散机制具有明显的大国“自利”倾向,但迄今为止仍然是国际社会中唯一存在的、能起到遏止核武器扩散作用的国际机制。因此,维护当前的核不扩散机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条件之一。对中国而言,中国应当在“修制”中积极维护核不扩散机制。所谓“修制”,是指逐渐改变和完善现有不合理的国际机制。现有核不扩散机制中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之处,例如对无核国家拥有核武器严格限制,而对有核国家的核武器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有核国家可以阻挠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大多数有核国家不愿对无核国家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大国在核政策上采取双重标准等。修改现行不合理的核不扩散机制是使该机制危机得以缓解并能继续维持的最好途径。而“修制”的实现则可以通过参与国对共同背离困境(24)的认识、共同利益困境(25)的理解、利益互补的形成以及促进国际社会观念趋同等多种途径来实现。(26)
    (二)建构国际社会的核安全文化。所谓核安全文化主要指在核武器使用上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包括:对核武器威力及其带来后果的认识,人们避免使用核武器的态度和人类最终应消除核武器的信念。这种文化构建的基础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不是来自于宗教,也不是来自于法制,而是来自于人类共同的生存利益。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涉及文化的论文时说:“多数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27)国际社会的核安全文化是可以构建的。它可以通过人类惨痛的战争教训来形成;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来构建;也可能通过政治安排来实现。以战争的方式建立核安全文化,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以政治安排的方式建立核安全文化,这是人类自有核武器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但远没有成功。然而,如果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取得较大发展的时候,国际社会核安全文化形成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三)恢复以核威慑理论为基础的世界核均势秩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威慑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美苏核力量均势一直是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保障。然而,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使这种均势态势消失。核力量均势的打破使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对美国的核政策有所制约,同时导致世界一些国家展开了研制核武器和更新核武器的竞赛。回顾历史,人们还会记得,维持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最好的时期是从1969年美苏开始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到1987年美苏签署《美苏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这一时期。这个黄金时期是在美苏核力量发展到极致,双方核力量已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应当承认,核不扩散机制的维持不仅是以道义,也是靠均势来实现的。在核大国之间实现核力量的“均势”化,打破美国的核优势地位,使其在核政策上有所收敛,对别国的利益给以尊重和理解,是缓解国际核武器竞赛和扩散,解决核不扩散机制危机问题的又一重要途径。

    注释:
    ①在这场争论中,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形成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派。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马丁·范·克里韦尔德(Martin Van Creveld);悲观主义代表人物有:刘易斯·A·邓恩(Lewie A. Dunn)和卡尔·恺撒(Karl Kaiser)等人。
    ②可参见“中国知网”上的文章。在1990~2007年专门论述核不扩散机制的文章中,认为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危机的文章占这类文章的30%。
    ③Sara Tulloch, Complete Wordfinder, New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Limited, 1993, p.340.
    ④第一,有核国家不转让、援助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转让或援助,也不向别国提供这种援助(第1~3条)。第二,停止核军备竞赛,推动核裁军(第6~7条)。第三,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第4~5条)。第四,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第3条第4款)。第五,有关该条约执行的相关程序(第8~11条)。
    ⑤参见《不结盟运动115国声援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8月1日。2007年,全球拥有核电站的国家已达到29个,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2007年6月》,第36页,http://www.docin.com/p-716369.html。事实上,自美苏禁止民用核技术开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身就已经出现了矛盾:在法律意义上它鼓励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但在实践中却使这种合作受到种种限制,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⑥《国际核扩散屡禁不止形势严峻》,载《人民日报》,2005年5月27日。
    ⑦该条约又称《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武器条约》。
    ⑧该条约又称《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和临时协议》,要求双方将战略导弹的数量冻结在1972年7月1日的水平。
    ⑨该条约又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双方到1981年底将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数限定为2250件,其中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各1320件。
    ⑩该条约又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要求双方将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削减到各方不超过1600件,弹头各方为6000枚。1992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又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里斯本协定》。
    (11)该条约又称《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12)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13)军控与裁军协会:《2006年度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14)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没有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没有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5)内容包括停止除人道主义援助之外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禁止美国银行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提供除购买食品以外的其他一切贷款,限制美国对印、巴的军用品出口,禁止进出口银行为美国向印、巴的出口提供信贷担保等。参见符福渊:《美国率先制裁印度》,载《环球时报》,1998年5月24日。
    (16)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美国军事基本情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2~903页。
    (17)自成立以来,IAEA主持制定了多项限制核武器扩散的条约,诸如《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料管理安全联合公约》、《修订〈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议定书》等。
    (18)转引自[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19)指有核国家在无核国家遭受使用核武器侵略和威胁时向其提供援助等保证。
    (20)指有核国家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21)早在1968年联合国就通过了由美、苏、英作为共同提案国的第255决议,确认安理会,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无核国家遭受使用核武器国家的侵略或威胁时,有义务采取行动。陈小功主编:《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22)陈小功主编:《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手册》,第112页。
    (23)《美弃“消极安全保障”承诺》,载香港《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24)所谓共同背离困境是指行为者为避免发生某种“特定”的结果而所采取的合作。
    (25)共同利益困境是指,由于独立决策,所有的行为者所希望的获益最终是某种特定“均衡”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最希望获得的结果。
    (26)参见彭霄:《国际制度与中国的选择》,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27)[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9年4期第4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