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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省港大罢工和“4・12”政变期间的一段经历

时间:2012-02-17 11:10:07 来源:肇庆文史

 

 
我是广东省高要县肇庆镇人。1925年初,我在香港华仁书院读书。香港是英殖民地,奴化教育和封建思想教育禁锢着学生的精神和身体,学校里死气沉沉。香港《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秋霖先生组织了一个进步青年团体——香港青年社,宗旨是动员爱国的香港青年学生参加国民革命。社员有100多人,多是皇仁、圣保罗、华仁、汉文师范、育才等中学的进步学生。香港青年社负责人之一的彭粤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带我参加该社的活动。1923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华仁书院和香港青年社社员发起了追悼孙中山的大会,并在会上号召同学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关心国家命运。陈秋霖还召集各校的进步师生座谈。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香港学生对英帝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十分愤慨,香港青年社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电援助上海被惨杀同胞,并酝酿罢课。6月初,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邓中夏、杨匏安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香港青年社发动各校学生罢课。有一天,青年社召集学生代表在香港“利希臣”花园开会。我校一名姓马的青年社社员参加这个会后向我们传达了会议的精神:香港学生罢课回穗的,可以进入广东大学继续读书,保证安排住宿。随后,皇仁、圣保罗、华仁,西营盘、气华、育才、湾仔等学校的学生代表发起成立了香港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罢课,参加到省港大罢工的行列中。我和华仁书院的10多个同学怀着一腔热血,参加了罢课,拿着海员工会发给的免费乘船票,于6月中旬回到广州。
6月底,从香港返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学生有200多人,被安排在广东大学的学生宿舍里住宿,每天凭省港罢工委员会发给的饭票在罢工工人食堂吃饭。香港青年社也迁回广州,在越秀南路一间小学内办公,仍由已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秋霖担任社长,但实际上由彭粤生、莫沧白等人负责具体工作。我由彭粤生介绍参加了香港青年社和新学生社。8 月中旬,从香港回穗的学生在广东大学召开全体大会,由彭粤生,詹展育等主持。会上决定改组香港学生联合会,成立香港学生联合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出莫沧白、詹展育、黄剑英、冯雄磋、周延庆、李伟才、杨锦钊、郑金福、黎明心(黎子云)、陈吉云、邓兆兰共11人为执行委员。香港学生联合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成为领导香港学生参加广州革命群众运动的中心。“学联会”出版了《香港学生》,经常发表声援罢工的檄文,推荐罢课学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组织香港学生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和集会。同年8月25日,廖仲恺先生和陈秋霖先生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于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学联会”组织我们参加了追悼会。我们对陈秋霖先生的被害感到十分悲痛,他是香港青年社的创始人,是我们参加进步活动的引路人。我们表示不忘陈先生的遗教,为罢工贡献力量。当时,共青团广州地委正在领导反基督教运动,“学联会”也成立了香港学生反基督教大同盟。有一次,香港学生包围了石室,阻止圣心教会学校的学生上课。在广东党,团组织的教导下,从香港回穗的学生大多参加了共青团和新学生社。1925年底,黎子云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入团后,我被编入“学联会”的团支部。团支部共有莫沧白、黎子云等七、八名团员,由詹展育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经常开会,学习广东党、团的文件,讨论研究“学联会”的有关工作。
自从我回广州后,我被保送到广东大学预科读书。但实际上,我多数时间都在“学联会”参加各项活动,很少到校上课。广东大学里左、右派学生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学生中经常因政治见解不同而发生打架,争吵等事件。1925年12月的一天,广东大学法学院舶国民党区分部开会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负责主持大会的共青团员黄光明估计右派学生会在大会上闹事,便到省港罢工委员会请陈均平等三名纠察队前来维大会秩序。选举大会开始后不久,“士的党”骨干何觉甫等果然挑衅闹事,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陈均平等出来制止,但右派学生大声喝打,将陈抓了起来。不一会,我看见罢工纠察队训育处主任彭粤生带领几十名纠察队员包围了会场,将陈均平抢回,并捉了几名闹事的右派学生。这件事情发生后,“士的党”分子乘机造谣,诬蔑工人纠察队捣乱大学,殴打学生。这件事惊动了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和省港委员会顾问邓中夏。邓中夏亲自调查此事,并和陈公博等人协商解决。邓中夏认为工人纠察队帮助左派学生与“土的党”分子斗争是应该的,但彭粤生等擅自行动,闯入广东大学捉人,给“士的党”以造谣污蔑的借口,造成了较坏的社会影响,彭粤生等人的行为是错误的。于是,邓中夏决定给彭粤生记过的处分,开除了黄光明的学籍,并将事实真相向社会各界披露,呼吁加强工学.团结,警惕右派分子破坏罢工的阴谋。由于邓中夏的正确处理,轰动一时的广东大学法科纠纷案件很快就平息下来。彭粤生也表示要接受教训,在与右派分子作斗争时注意策路,讲究方法。
1926年初,彭粤生代表组织找我谈话,提出要调我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训育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便离开广东大学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报到。训育处是负责工人纠察队政治、文化教育的专门机构,该处共有训育员20多人,其中有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毕业生马振育、,郭明生及和我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学生陈吉云等。工人纠察队总部设训育处,由彭粤生任主任。大队设训育主任,中队设训育员。我先后在几个中队担任训育员,曾在中山石歧和广州的沙面、凤凰岗等地驻扎过。我辅导纠察队员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每天给他们读报、讲时事、教唱歌。我的团组织关系被转到纠察队。彭粤生经常召集训育处的党、团员开会,传达上级的指示,布置开展训教工作。  
1926年10月,我党为了集中力量支持北伐战争,决定结束省港大罢工和停止封锁香港,工人纠察队改编为财政部缉私卫商保卫团。彭粤生通知我回广东大学(当时已改名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同年12月,中大党组织又决定送我到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开办的华侨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从香港回来的学生黎子云、李伟才、黎纯之等3名团员。华侨运动讲习所由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兼任所长。任教的有郭沫若、恽代英、熊锐、肖楚女、任卓宜、韩麟符等著名共产党人和邓演达、甘乃光等人。学员有70多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华侨运动讲习所设在大东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今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宗旨是培训派往海外开展革命活动的干部。讲习所于1927年3月结业,一部分学员即派往东南亚等地工作,其中有黎纯之和李伟才。当时,我因母亲病重而请假回肇庆,故没有被派往海外工作。于是,我后来又回到中山大学读书。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大批屠杀共产党人乙消息传到广东后,中大的党、团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曾布置校内的党、团员提高革命警惕,准备应变。团组织通知我离开学校,到珠江边的小艇内暂避一时,但我没有执行。4月15日凌晨,反动军队包围了中山大学,“士的党”分子分头带领军漕到各宿舍捉人。毕磊等几十名同学被捕,我也在内。我被关押癌南关戏院、车歪炮台等处,后又被押到市公安局提审。敌法官拿着从团广东区委搜出的团员名册问我:“你是不是C·Y分子?”我坚决不承认。敌法官又说:“这名册是清党委员会送来的,证据确凿,你不用低赖了。”经过几次审问后,敌人将我押到公安局附近的明星戏院等候判决。戏院里关押了很多人,我们一排排坐在看电影的椅子上,周围有荷枪实弹的军警看守。有一天,我看见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主任二韦启瑞被敌人押了进来。以前,彭粤生曾介绍我与韦启瑞相识。我找了一个机会向韦启瑞打听一个在西江办事处工作的香港同学(姓何的。名字忘记了)的下落。韦启瑞说:“他在敌人搜查时逃脱了。”几天后,我看见韦启瑞被敌人押出去,听说是牺牲了。当时,我的哥哥邓兆祥在广东海军任下级军官。他托同学陈策在市公安局里为我疏通。汗是,敌法官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送到南石头惩戒场监狱囚禁。
同年5月,我被押解到南石头,在狱中见到了彭粤生。他是被香港学生冯金高出卖而被捕的。他态度十分坚决,十分关心我们几个被捕的香港学生,教育我们要站稳革命立场,经得起各种考验。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了。我们在狱中听到了珠江北岸的枪炮声,看到了看守的神色惊慌。狱中党组织试图组织越狱,但是,起义很快失败了。敌人加强了对监狱的警戒,并一批批地枪杀难友。有一天,彭粤生被看守叫到监狱操场上照相,他回来后便将李纯初、郭明生和我几个香港学生叫到身边,勉励我们不要灰心,决不能向敌人低头。几天后,彭粤生二郭明生等10多人被敌人押往监狱操场上枪毙了。彭粤生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同志热情诚恳的高大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1932年,我刑满后释放。出狱后,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根本找不到党组织。后来,我回到家乡高要县肇庆镇当中学教师,从此,我便与党失去了联系。
 
 
 
(卜穗文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