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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启示录

时间:2016-08-15 10:34:16 来源:肇庆市社科联

  封开县有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古城墙,距今已将近550年。城墙上现存一块题为《肇庆府封川县修城记》的碑刻,是由当时翰林院侍讲学士、奉训大夫丘濬撰写,详细记录了重修封川城墙的背景和过程,阐述了作者对于为政之道的理解。经过500多年的风雨侵蚀,碑刻上的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其间所蕴含的造福民生兴利除弊的循吏思想以及担当精神仍然给今人很大的启发。

 

  封川城墙现在只剩下400多米的城廓,但在当年,“城方二千四百五十尺,高二十有九尺,址厚二十有二尺”,对于当时的封川人口而言,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这项工程的拨款,只有1700两白银,如果以一两银子购买大米两石为标准,这笔款项大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80万元左右,少得可怜。那么,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从1368年到1644年,明朝国祚276年。封川城墙重修于明成化五年即公元1469年,此时距开国已经101年,在历经洪武之治、永宣盛世之后,明宪宗虽然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但同时也宠信宦官、设置皇庄,以至西厂横恣,朝纲败坏,国运已经开始由盛而衰。在岭南地区,虽然受土木堡之变的冲击不大,但本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却接连不断,而封川县城地处两广要冲,受流寇之害尤甚。从1449年到1469年的短短20年间,封川城被攻破三次;特别天顺六年(1462年)的那一次,广西壮军再克封川,守备指挥周昌都没能幸免。此地原有土墙一座,但“承平久而边备弛,日以倾圮……随时填补,苟具一时,雨潦时至,不旋踵而崩溃随之,民数劳而无功。”

 

  在这种情况下,到此巡视的肇庆府同知马襄为了巩固城防、体恤民力,下拨1700两白银,计划先将封川城东、北两面的土墙改为砖墙,西、南两面的改造工程押后实施。但这项提议受到肇庆知府黄瑜的否决,要求用这1700两白银完成整个封川四面城墙的全部改造工程。工程于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动工,历时三年完工,为当地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看来,这项工程最大的难度在于人力和财力。在人力方面,根据《封开县志》记载,即使是在工程完工后的明成化八年,封川也仅有1732户6219人。为了弥补人力的不足,封川县在全民动员之外,还从开建、德庆、泷水等县征集了大量的丁夫。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项动员的规模虽然无法与修筑长城、开挖运河等国家级战略工程相比较,但也体现出了坚强的国家意志。具体而言,体现出当时的官员训练有素,整个社会比较统一、组织得比较严密。在如何解决资金缺口方面,《封川县志》没有记载,但今天封开县大玉口镇一带的《吴氏族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成化元年,今封开南丰一带的开建县同样是改土城为砖城,上级投入想必也是同样不足,以至于工程完工后仅仅欠一位吴姓窑主的砖瓦款项就达到389两白银。为此,开建县将城外的一块土地(如今南丰小学一带)划给由江西庐陵迁来此处的该吴姓窑主作为补偿,同意吴姓在开建入籍并世代免除其家族徭役。

 

  从历史留下的只鳞片爪中可以窥见,当时的官民的确为修建这座城墙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想了很多办法。办法总比问题多,质疑、犹豫、抱怨只能证明你的能力不行,并不代表这个事情解决不了。”碑记的作者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财不必多,而用之恒足;民不必众,而任之恒裕。事之成也,恒不见其为难。”

 

 

  在狼烟四起的年月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实属不易 ,但翰林院侍讲学士、奉训大夫丘濬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对这一“巨役 ”进行褒扬,而是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几十年的永宣盛世里,在百姓有余力、财政有盈余、官吏有空闲的时候,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作者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吏循故常,民觊徼俸,非徒不能创始,乃至丧其有而隳其成。”——这实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成语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这么浅显的道理,偏偏就一再被忽略,以至于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官员作为精英阶层,既是船长,也是舵手,同时还必须是瞭望员;在作者所处的时代,更是父母和青天。因此,碑记一再强调,“有坚城不如得美政,得良将不如得良守长”。碑记最后的那句话尤其意味深远:“二三君子既已成之于前,所以保之于久远者,则有望于后之人。”要保之于久远的,既是指城墙,更是指当地的长治久安、百姓的长远福祉。这块立在封川城头的石碑,是对所有后来地方官员的期许和警醒。

 

  往事越千年 ,斑驳的古城墙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军事价值,但它却给“后之人 ”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地方官员一定要牢记守土有责。“民命在民而制之在我”,意思是,性命是老百姓的,但管理好他们、给他们以福祉的责任却是在我身上。古代的官员尚有如此情怀,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则更应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意识,绝不能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在承平之年当太平官甚至是庸官、贪官。城头上有石碑,百姓中间有口碑,一个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好坏,都将被历史所记录,被后人所评判。

 

   ——地方官员一定要谋划长远。领导者身处上层建筑,具有普通民众所没有的高瞻远瞩,因此地方官员必须要有前瞻性的判断,坚决摒弃“亡羊补牢 ”的惰性思维,多做 “未雨绸缪 ”的超前布置。《黄帝内经》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让老百姓在饱经战乱之后、在民生艰难的情况下去大兴土木,城墙修得再好,也是地方官员失职的体现。同时,我们还要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不能够急功近利、涸泽而渔。封开“水头、木头、石头”资源丰富,更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是粤西氧吧、西江绿洲,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合理利用好自然资源,更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充分发挥“两广门户 ”的地缘优势,抓住肇庆市建设枢纽型门户城市的契机,积极推动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为封开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地方官员一定要强化社会动员能力。封开还有个历史故事,民国时期,封川县长钟家瑞为保障封川中学运转,在县城周边征学田,招致地主乡绅反对,最终黯然去职,就在现存的封川古城南城门前的西江码头登船。临行前悻悻然留诗一首:“七年流水光阴速,两袖清风去棹轻;从此吊鳌江海阔,不堪回首古封城。”钟家瑞的初衷是好的,但他的教训在于没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没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国家意志与普通民众的个人意志并非时刻都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总结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这同时也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 ——地方官员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地方官员发展和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经常要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满腹牢骚,有人会裹足不前,这些反应是人之常情,但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贺龙曾经说:“共产党肇庆论丛人都是做无米之炊的人。”做无米之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以及借助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勇气,靠的是建设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共产党人的根本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遭遇挫折时没有灰心过,在忍饥挨饿甚至吃草根、咽树皮的岁月从没有动摇过,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没有退缩过,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越过重重险隘关山,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红霞似锦的黎明。如果说《岳阳楼记》更多的是抒发一种情怀,那么《肇庆府封川县修城记》则更加侧重于现实的思考。如何做一个“良守长 ”,如何做一个新时期人民满意的党员领导干部,如何为广大群众创造最为长远的福祉,时刻考问着每一个“后之人 ”。(作者系封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社科联主席 程红)